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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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(图1)

记忆重启

他叫田佳乐,家住在固阳,今年15岁,正是一个应该在校园里学习知识、茁壮成长的年纪。然而,半个月前的一次意外,断送了这个少年的青春梦。

●1977年2月18日22时许,伊犁农垦局61团场礼堂突发大火,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,694条生命被火魔吞噬,161人在大火中受伤致残。遇难者中,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达597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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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潘晓芳说,大概在12月11号下午,儿子田佳乐在点烟花的时候,因为烟花没被点着,孩子上前查看,结果烟花瞬间炸开。她和家人赶紧把孩子送到包钢医院烧伤科,医生诊断为“面部、四肢、躯干烧伤18%,其中三度烧伤3%,深二度烧伤10%,浅二度烧伤5%”。经过十几天的治疗,佳乐的面部和背部恢复得不错,但是手依然肿着。看着小小年纪的儿子这么遭罪,潘晓芳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(图3)

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(图4)

现在烟花行业,唯一让潘晓芳感到欣慰的是,佳乐现在能说话了,每天能吃一些粥和肉类补充营养。可是佳乐后期的恢复治疗还需要十几万,高昂的治疗和后期恢复所需的费用,让潘晓芳犯了愁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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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(图6)

由于无法承担植皮手术的费用,潘晓芳选择给孩子做保守治疗。尽管给孩子用的都是最基础的药物,但是也已经花了一万多元钱,这些钱还是跟亲戚朋友借来的。潘晓芳家住在固阳白灵淖,因为身体不好,一直没找工作。丈夫五年前就过世了,她平时依靠母亲帮衬着。在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,本应该在学校上课的佳乐无奈之下也辍了学,小儿子刚刚6岁,母子三人相依为命。放个烟花的功夫,15岁男孩全身18%中重度烧伤原以为,焰火能给这694条生命带来温暖|新疆伊犁礼堂火灾事件(图7)潘晓芳想借助媒事儿姐平台,恳请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助他们,也盼望儿子田佳乐能快点好起来,重新变回那个活泼开朗的男孩!
潘晓芳电话:13634724199(微信同号)
家人银行账号(建行):6217000420009119904(潘二荣)往期回顾:教育部授牌“宋建东校长工作室”!内蒙有了卓越校长领航人

●“开学后最大的感受是,原本拥挤的校园寂静得让人害怕!”61团场老教师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时的情景说。

●“三大片”是61团场“2·18”火灾遇难者的集中安葬地。之所以称之为“三大片”,是因为用三块连片的墓地才将遇难者埋葬完。

●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是幸运的,也是不幸的。幸运的是,他们留住了宝贵的生命;不幸的是,他们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。从大火中最后一个逃出来的仇茹萍说,大火之前,14岁的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家庭,大火之后,她瞬间成了孤儿。“接受这个现实,我用了好几年时间。”仇茹萍说。

正月初一,悲怆之夜

1977年2月18日,农历正月初一。

较之前两年相比,这个春节的节日气氛比较浓烈,因为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个春节。由于团场收成不错,春节前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能给老百姓、特别是孩子带来快乐的就是电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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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年初一清晨,这则消息在寒冷的空气中传递着节日的温暖:

晚上9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放映影片《战友》。

20时左右,团场宣传股马干事、放映组组长何生奎及放映员小高已经做完放映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。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,银幕已经高高挂起,放映机也架好了……

仇茹萍回忆说:

30年前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,而且那天来了寒流,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左右,人站在露天脚很快就被冻麻了。

因为天气太冷,在电影开演前的十几分钟,突然听到有人说放映点改到身后的礼堂了。

“这下不用挨冻看电影了!”

大家纷纷拿起携带的小凳子争先恐后地往礼堂里跑,争取占到最好的观看位置。

建于1966年的礼堂,总面积760平方米,实用面积601平方米。礼堂长42米、宽14.52米、顶高7.2米、墙高3.7米,有17个大窗户,7扇门,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,基本无梁,木板盖面,然后是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覆盖。

在团里人的记忆中,这个礼堂在文革中经常用于开批斗会及各种大会。尽管没有固定座椅,但里面宽敞,外景气派,冬暖夏凉。

礼堂曾进行过多次改造:

1972年,礼堂正门外面增修了一个柱廓,两个直径1米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风采。

1975年3月,由于上级主管部门要在61团场召开“学理论、抓路线、促春讲现场会”,团场党委决定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,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实用,就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了起来,只留下了17个0.6×1.4米大小的无玻璃窗洞。

1976年2月,在二期改造工程中,礼堂的南北3个大门被堵死,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。

1977年2月18日晚,热切盼望快点放映电影的人们不可能去注意礼堂的建筑结构,也不可能预见灾难的即将到来。看电影的人们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,一个挨一个排坐着,礼堂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而在礼堂的后半部分,则堆放着团场人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各样的精美花圈。因为花圈是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的,在那个年代,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些花圈。

当日晚21时30分左右,电影开始了。

对于那些天性好动爱玩的孩子来说,看电影仅仅是他们寻找快乐的一种方式。调皮的他们不时点燃几个鞭炮,使原本就杂乱的礼堂里不时发出尖叫声。

虽然放映员多次强调,如果再有人放鞭炮,就不放电影了,但习惯了被大人吓唬的孩子们没有谁在乎这句话是否真的会落实,在场的大人们似乎也没有制止的意思。此刻人们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凑和着把电影看完,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、喝上二两。毕竟是大年初一,欢庆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

22时15分左右。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人民军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,再有三四分钟影片就要结束了。但谁也不会想到,灾难正向他们走来。

可能是太无聊了,坐在离花圈堆不远处的小学生赵广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俗称为“地老鼠”的花炮。12岁的他很轻松地划着了一根火柴,点燃了炮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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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耀眼的亮光飞旋了出去,“地老鼠”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堆,一股火苗很快蹿了出来。

“着火啦!”

看电影的人们争相往前躲,并叫出声来。因为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大火,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往外冲想着去逃命。

离花圈堆最近的几个成年人立即伸手去拉那个已经燃烧的花圈,但由于花圈大多为油纸扎制,本身就极易燃烧,在掀起的过程中又一下给了充分的氧气空间,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,火苗瞬间迅速升腾起来,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高高的火柱,直刺屋顶,礼堂迅速变成了火海。

出于生存的本能,为了逃命,很多人开始在礼堂里寻找出口,寻找逃出来的机会。但是,由于礼堂的17个大窗户被砖从下往上砌至两米多高,加上窗户口狭小,从这里逃生显然已经不可能。南北3个大门可以逃生,但又被堵死,其余的门不是上锁,就是用铁丝拧住。于是,惟一能依赖的逃生出口就是礼堂南侧只有1.6米宽的大门了。

所有的人都朝这个大门挤来。由于很多人逃生时都带着凳子,不少凳子卡在了狭窄的门口,越来越多的人被拌倒或者堵在了门口不能出来。

这时,礼堂内的银幕已经着火,屋顶上悬着的电线也开始燃烧,浓烟弥漫了整个礼堂。很快,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在“嘭嘭”的炸裂声中变成了明火,木板、油毡、沥青开始坠落。

溶化的沥青如雨点般滴落在拥挤逃命的人们头上、脸上、身上……除了先前逃出的很少一部分人外,大多数人被火魔残忍地吞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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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的整整一个夜晚,61团场都被泪水的狂涛冲刷着、洗涤着。惨遭不幸的人们的父母、妻儿、朋友、同事等数千人哭声震天,疯狂地冲向礼堂、运尸车、医院……

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、医院里,人们进行着一场心肝欲碎的大寻找、大呼唤……

马骥:处理后事不容易

马骥,1925年生,今年82岁,1977年“2·18”火灾善后处理小组组长。

马骥说,人老了,身体越来越差,现在这个年龄很多事情已经想不起来,但是1977年那场大火绝对不会忘记,就算是记忆完全丧失,大脑里一定也有1977年2月18日这个时间的印子。

1977年2月19日7时左右,正在霍城县熟睡的马骥被电话铃声吵醒。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的马骥得知61团场发生大火,伤亡惨重的消息后,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在现场,一幕幕惨状让马骥失声痛哭。

在“2·18”火灾中,61团场政委周政夫的女儿也被夺去了生命。由于群众将相当一部分愤怒发泄到了团领导身上,因此组织上不可能让周政夫处理“2·18”火灾的善后事宜。

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过度,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怒,于是开始找团场领导算账,甚至将怒气撒到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原伊犁地委领导身上。

群众情绪极不稳定,善后事宜处理稍有不慎,便会引发比火灾更为严重的无法预想的事件。2月底,根据自治区党委和伊犁地委的决定,组织上让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的马骥兼任61团场政委,负责处理“2·18”火灾善后事宜。

从2月19日晨到达61团场,受到组织重托的马骥在此后的一年里都没有离开过这里。

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,有个别遇难者亲属要找原团场政委周政夫算账。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,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“2·18”火灾墓葬集中地,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。

得知此事后,马骥立即赶到现场,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:

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,就先把我打死。只要我有一口气,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。

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:

同志们,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?周政夫和你们一样,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!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,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?

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,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。如果你们想解恨,就把我埋了,我不怨你们,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……

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,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。

在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,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,处理善后事宜。

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、打过日本鬼子、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,每一次听到“2·18”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。

马骥说:

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,可怜呀!

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。“他们心里难受,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。”30年过去了,但只要一谈及此事,马骥仍热泪盈眶,“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,谁不难受!”

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,当时,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“闹事者”抓起来。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,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。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,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?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,他们几乎都疯了。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?

马骥认为,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,措施宁右勿左。最终,在马骥的反对下,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,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。

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,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,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,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。马骥认为,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,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。

事实证明,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,痛苦渐渐得以缓解。

1978年7月,由于工作需要,基本处理完“2·18”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。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,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。

马骥说:

他很想回去,但又不愿回去,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,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“三大片”墓群。

曾任伊犁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多年的马骥一直拒绝记者去做有关61团场那场大火内容的报道,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心情。

马骥说:

有些东西看上去很硬、很坚强,

其实它很脆弱,一碰就碎。

陈福元:280名官兵清理现场4小时

陈福元,伊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,1988年离休,1977年时任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副团长。

当记者拨通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陈福元的住所电话,向老人表明采访意图后,已经78岁陈福元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地说:

“太惨了。”

1977年2月19日,驻霍城惠远的边防八团接到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,要求部队迅速组织人员前往61团场执行救人任务。边防八团立即决定由陈福元任救援队长,带领机动营两个连280多名官兵火速赶往61团场进行救援。

出发时,部队给每个官兵分发了一把十字镐、一把铁锹、两副口罩。

在路上,陈福元和战友们想像了灾难现场无数种场景,并且尽可能往惨烈方面想。但到了现场后,惨状比他们想像的要高出无数倍。

陈福元说:

一到团部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烧焦动物尸体的味道,到处是老百姓的哭喊声,礼堂还在冒着白烟。

看到部队官兵赶到,群众让出一条通道,但门口根本进不去,靠门口的地方,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。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,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。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,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。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,也不忍心下手。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,大家必须动手。

由于尸体大多烧焦粘连在一起,清理工作非常艰难。

陈福元带领官兵先从俱乐部两个门口开始清理,由于现场的群众特别多,并且大多都是遇难者亲属,考虑到用十字镐、铁锹清理尸体会伤害遇难者亲属的感情,官兵们只好用手扒。

门口最上层的尸体基本上已被雪水冻结,官兵们想尽办法小心地将他们分开。由于很多尸体粘得太紧,实在无法分开,官兵们只好将粘在一起的几个尸体整体搬运到礼堂外再分开。分着分着,有些战士便开始和群众一起号啕大哭起来,他们实在受不了现场的惨状。

清理中,很多尸体已被烧得肢体不全,找到的残体很多连亲属都无法辨认。被压在底层的尸体因为高温焚烧,稍微用点力就碎了。有些尸体实在无法找到,战士们就按照亲属的要求帮助他们寻找半片衣服布料或一个头饰……

陈福元要求救援官兵克服一切困难加速清理,因为现场清理速度越快,对遇难者亲属就多一些安慰。官兵们忍着巨大的悲痛与心理阴影全力投入到清理工作中,4个小时后,现场基本清理完毕。看着院子里堆满的黑乎乎的残体,陈福元和战友们一分钟也不愿多停留,流着眼泪悄悄撤离。

当官兵们上车离开团场时,群众挥泪与他们告别,有些遇难者亲属直接以下跪道别的方式向参与救援的官兵表示谢意。回到部队后,许多官兵因为无法忘记清理现场的惨景,很多天都无法吃饭。

陈福元说,由于工作原因,他经常路过61团场。

看到集中安葬火灾遇难者的坟场到处挂着红领巾

那些孩子们痛苦的表情就会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

胡佐国:500余名学生丧生火海

胡佐国,1977年在61团场子校担任高中政治教师。

胡佐国说,火灾后,遇难者的尸体全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,所有的桌子上全放着盖着白布的尸体。桌子不够用,有些尸体就放在教室的地上。当时,邻近61团场的、凡是会木工手艺的人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做棺材。

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的情景时,长久地叹息:

整个学校感觉一下子空了,原本拥挤的校园冷清了!

胡佐国说,团场子校是中小学合校,有近1600名学生。火灾中,该校有500余名学生失去了生命。

胡佐国说:

我记得火灾后,学校四年级4个班的学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班的学生。

老师们失去了心爱的学生,孩子们失去了昔日的玩伴,那种凄凉与悲惨的心情没有经历过很难体会。

胡佐国写得一手好字,在那段时间里,他和同事一直忙于刻墓碑。

看着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带血的名字,胡佐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手来发呆。

胡佐国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。此后的几年中,胡佐国的姐姐和姐夫始终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现实。1984年,姐姐和姐夫迁回河北老家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。

母亲用身体护住5岁儿子

看电影时,刘莲英母子4人坐在前排的位置。22时15分大火着起时,刘莲英看了看表。30年来,这个时间她记得最清楚。

“我要保护我的孩子!”

大火蔓延时,保护孩子成为刘莲英惟一的想法。

当时,礼堂内已是一片混乱,拥挤的人流将刘莲英母子4人冲散。黑暗中,刘莲英紧紧抱住小儿子蔡招银,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哭喊着其他两个儿子。

人们纷纷挤向惟一的出口逃生,抱着孩子的刘莲英被挤倒在地,孩子被她紧紧护在身下,她不知道有多少逃生的脚从她身上踩过。

黑暗中,一道亮光从刘莲英眼前划过,离自己不远处正是舞台的侧门,已经被人打开。此时,倒在地上的刘莲英的头发、后背、腿部已被滴落的沥青大片烧伤,整个人身上都冒着炽热的白烟,灼热的火苗啃噬着她的每一寸肌肤。

“一定要带着儿子活着出去!”

刘莲英怀裹儿子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匍匐着向亮光处移动。

“能朝前挪半米,我们母子就远离死亡一步。”

刘莲英说,当时她就是靠这种信念幸存下来的。

逃出俱乐部的刘莲英感觉全身都在燃烧,干裂的嘴唇仿佛随时都会脱落,她一边不停地抓起路边的积雪往嘴里送,一边踉踉跄跄地朝家的方向走……

火灾后,小儿子蔡招银安然无恙,老二蔡云峰幸存,最讨人喜欢的老大蔡雪丰却没有两个弟弟幸运,被无情的大火吞噬。

刘莲英因身体大面积烧伤,在医院里躺了三年。三年里,她的名字一直在病危名单中,但她靠着坚强的信念活了下来。现在,刘莲英不愿再多谈30年前的那场灾难。

她努力地想用手指计算大火过去了多少年,但她的双手因为那场大火已没有一根可以伸直。

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

回想当时的情景,仇茹萍说太恐怖了,那时她只有14岁。

当大火开始燃烧屋顶木椽时,被挤在人群里的她感到头“嗡嗡”作响,高度的恐惧与慌乱使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仇茹萍看到,有的孩子被凳子绊倒,有的孩子被挤倒,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。

那场火灾中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在仇茹萍的记忆里从此反复回放了30年。

现在,44岁的仇茹萍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:

前几年的时候,经常梦见。醒来后,泪水早已浸湿枕巾。

那段时间,仇茹萍的脑海里总会出现记忆中母亲的笑脸,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都是血。还是14岁的她离他们很近,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声。

仇茹萍说她是最后一个从大火中走出来的人,和她一起来看电影的父母及弟弟、妹妹则没有出来。

火灾后,仇茹萍身体50%的面积被烧伤,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才康复。康复后的仇茹萍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继续着自己的学业。

1983年,高中毕业的仇茹萍被分配到当时的团部商店作了一名售货员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,仇茹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——也是孤儿的王兰新。

仇茹萍回忆说:

当时的感觉是,他能照顾我一辈子,因为我们都是孤儿。

此后的日子里,在爱情的滋润下,仇茹萍逐渐从灾难的悲痛中走了出来。1987年,仇茹萍和王兰新结婚,随后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——儿子王啸。仇茹萍现在是幼儿园教师,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。

业余生活中,仇茹萍只有一个爱好——养花。

每天早晨起来闻着各种花儿的芳香,看着花儿自由生长,再想想家人平安、健康,她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。

乐观是上帝赐予的

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王萍。聪明、机灵是很多人对她的评价。

大火那天,王萍和19岁的姐姐王琪一齐去看电影。最初着火时,似乎没有多少人在意,可姐姐还是拉着她往门口挤。当王萍和姐姐从人堆里爬出来时,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王萍说,她只记得自己一头扎进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,一摸自己的脸,竟摸下一层皮……

王萍还记得,为救其他小孩,姐姐王琪出来后又冲进了礼堂的大火里,随后再也没出来。火灾后,父亲紧紧抱着满脸是血的王萍,这个戎马生涯多年、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流过泪的硬汉,在数千人面前嚎啕大哭……

王萍说:

全身烧伤面积90%以上,身上只要能利用的皮肤组织都利用了。刚刚结好的痂,可能因为一次稍微不注意,新的皮肤就又坏死了。

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治疗时间里,她对痛觉彻底麻木,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种幸福,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!

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,王萍在团场武装部当话务员,从依靠父亲喂着吃饭到能够帮助父亲做饭,从不能下床到能下床走路,甚至现在扔掉拐杖,王萍用自己的坚强让父亲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。

王萍说:

生活给了你的你就要珍惜

我的乐观是上帝赐予的

未曾谋面的父母

1977年,是陈小留出生的那年,也是父母罹难的那年。

30年过去了,在陈小留的记忆里,父母的样子很模糊,她常常会去父母的坟茔前看望他们。她知道,即使记忆里未曾与父母谋面,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无法抹去,她要守候他们,为在天堂里的父母祈福。

事发当晚,不足两个月的陈小留正暖暖地依偎在奶奶的怀里熟睡。她哪里知道,爸爸妈妈还未来得及为她取名,就已被火魔吞噬。

陈小留和姐姐陈芳成了孤儿。为了纪念这场大火留下的生命,奶奶给她取了小留的名字。为了照顾好姐妹二人,团场党委将姐妹二人远在老家江苏的亲戚接来安置。从此,陈小留姐妹被叔叔婶婶收养,团场出资供其上学。

1998年,陈小留从石河子卫校毕业。在外奔波了几年后,2006年6月底,小留毅然回到了61团场。她说,回来是有原因的,一方面是团场培养了她,理应知恩图报。另一方面,随着年龄的增长,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怀念越来越强烈——她想一辈子守候着父母。

现在,陈小留是61团场阿力玛里社区医疗服务站的一名普通护士,她所在的医疗服务站对面就是父母遇难的地方——团场礼堂旧址,现在的鉴园。

不同的声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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